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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是道教的中元节，佛教称为盂兰节，民间俗称为鬼节，江南则多称作“七月半”。
荐新祭祖，是这个日子的核心价值。道教说这天是地官赦罪日，佛教说是佛欢喜日。民间不是按照文献生活的，不想那些，只知道是祭祖悼亡的日子。
在江南，清明、中元、除夕这三日都会祭祖。
王棣七月初二从杭州动身，一路舟车劳顿，七月十一回到江宁。
四月去杭州时走走停停，游道沿途美景，返途却是未作停歇，行程缩减了一半，却也未有多少疲惫。
这趟杭州之行变故多多，数度遇险，幸好安然无恙。王安礼等亲长自是知晓其中艰险，独独瞒了老夫人。毕竟王吴氏已经年近七旬，等闲受不得太大刺激。
好男儿志在四方，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对于王棣能不辞辛苦外出游历，王安礼是乐见其成的。
说到底，王棣还是他的亲孙，王安石去世后，他愈发有责任呵护他成长。不过，令人“惋惜”的是，王棣的成长速度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恍惚他已教无可教。
在同辈中，三郎是最为早慧的，纵便与普天之下的同龄人相比亦是出类拔萃，方有“半山小神童”之誉。有王雱之例在前，王安石深恐慧极反伤，是以要压三郎一压，临终遗言让王棣坟前守孝、潜心读书，拳拳爱护之心令人动容。
数年光阴倏忽而过，王棣再度“出山”，饶是予人从容内敛之观感，毕竟是锥处囊中难掩其芒。
王安礼从其平日的读书笔记及顺手写下的种种文字中仿佛看见文坛新星正冉冉升起，《清平乐.村居》、《鹊桥仙.七夕》、《青玉案.元夕》……这些词皆可流传千古，却都出自一个少年人之手，这……给王安礼的冲击可想而知。更让他瞠目结舌的是，王棣居然在注解经书？！
王安礼看的只是极少部分手稿，但其中的信息量已让他久久难以平息。他实在无法想象，以王棣之龄怎么敢、如何能做这样的事，这是多少大儒穷其一生也不敢触碰的事，他怎么敢？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但这带来很多弊病，或者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或者只要求强记博诵，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神宗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规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元佑四年，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与经义进士两种。考试内容有所变化。唐代以诗赋为重，宋代则重策论、经义。策与论的区别在于，策即唐代的策问、时务策，针对现实结合朝政提出问题并作回答；论则从经史中出题，展开议论。经义则是以经书中的句、段为题，要求考生阐发其精神义理，采用议论散文形式，与“论”体相仿。
此时的进士科，经义已重于诗赋。而所谓“经义”的“经”，便是儒家经义书籍。
在此之前，《论语》与《孟子》只是科试兼经。而王棣则是将这二书及从《礼记》中抽离出来的《大学》、《中庸》并称为“四书”，且着手集注。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隋书·经籍志》已把它列入经类。
《孟子》、《大学》、《中庸》直到韩愈、李翱、二程，才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韩愈和二程都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此时的二程洛学，是新儒学经过举创而走向繁荣的北宋时期的最高阶段，也是其时的主流学派。
这期间的理学奠基时期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和司马光六先生。当其时，六大家并世而立。周敦颐创濂学、张载创关学，邵雍和司马光有其象数学，二程洛学一时与诸学并存。
但是，历史发展，斗转星移，诸学发生很大变化。周敦颐、邵雍之学，为社会潮流所裹挟，成为新儒学由草创到繁荣的中介桥梁；张载关学也由兴盛趋向衰落，其着名的气说、人性理论，则被洛学改造后吸收。相比之下，唯独洛学雄风刚健，在诸学之中拔俗超群，既承接了新儒学草创期的积极成果，又融会了并世诸学精华。因其深刻的内省精神和颇为精致的逻辑体系，满足了北宋社会的需要，而形成为北宋理学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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