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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吃饭问题，唐中宗李显曾经发了很大的脾气。
大唐景龙三年（709年），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接连遭受水旱灾害，再次出现粮荒，于是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的父亲唐高宗和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带的粮食供应。
没想到唐中宗愤怒地说：
“岂有逐粮天子耶？！”
其实“逐粮天子”还真的有，而且为数不少。
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夏粮颗粒无收。隋文帝不得不带着一干王公大臣东移到洛阳就食，因为在当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地窄人稠，所产粮食在平时就难以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更是经常发生饥荒和“人食人”的现象。
鉴于关中地区出产日益不足的困窘，隋炀帝杨广发动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从而掀开了隋唐大运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接收来自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
由于开凿大运河工程浩大，使得民怨沸腾，这也是隋朝灭亡原因。
隋炀帝若不是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亚于大禹，而隋唐两朝，正是通过大运河来接收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才确保了帝国的运转。
从西周开始，帝国的首都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来回摆动，因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一直在长安、洛阳一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已逐渐不堪重负。
618年唐朝建立后，缺粮的魔咒像隋朝一样，时时困扰着唐朝历代皇帝，随着唐朝进入盛世，粮食缺口愈加扶摇直上，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丰收年份，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为例，他在位共34年，其中有11年5个月住在洛阳，史书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迁到洛阳“就食”。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洛阳更加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神龙政变，拥戴太子李显上位，武则天被迫退位。为了恢复李唐，第二年唐中宗便迫不及待地西迁回到长安。
但是回到长安的第四年，关中地区由于水旱灾害，再次发生饥荒。大臣们请求唐中宗效仿高宗和武则天前例，东迁“就食”洛阳，惹得唐中宗发了好大的脾气。
但缺粮问题始终困扰着大唐帝国。
唐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关中地区缺粮，有五次迁到洛阳“就食”。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阳“就食”前，当时长安城内太庙由于梁柱腐朽崩塌，唐玄宗认为是上天警示，就犹豫要不要前往洛阳，宰相姚崇劝他说：
“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义劝说唐玄宗东迁，但根本原因仍然是粮食歉收供应不足。在第五次东迁洛阳“就食”后，唐玄宗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广召臣下商讨对策。
当时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对策，一是在漕运经过的沿岸广设粮仓；二是优化漕运的办法，将通过大运河的漕运从全程通航变为分段通航，例如在黄河三门峡段开凿18里山路，通过陆运以避开三门峡的黄河天险，然后再继续船运。
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三年间共漕运粮食700万石，仅运费就省下了“三十万缗”。此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前，通过大运河加陆运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进入关中地区的粮食，每年都能达到200多万石的水平，基本满足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唐玄宗终于不用再为“就食”东迁洛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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