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威的秋雨总带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蹲在市立医院的旧物处理站，指尖划过一件泛黄的白大褂，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处凝着块暗褐色的污渍，像干涸的血。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用镊子夹起大褂往分类箱里放：“后生，这是1953年的物件，当年虎头山后山那座日本人留下的野战医院拆了，这些破烂就堆到了这儿。”
我掀开大褂里衬，左胸口袋绣着个模糊的“佐藤”字样，下面还有行更小的日文，翻译过来是“看护妇”。三个月前，我在虎头山阴魂谷封死日本人的实验洞时，在岩缝里摸到半块撕碎的病历，上面除了“注射后出现抽搐”的字样，就剩这个“佐藤”的签名。
“后山那医院邪性得很。”老太太推了推眼镜，镊子尖在大褂上戳了戳，“我妈当年是护工，说拆医院那阵，总有人半夜听见后山有女人哭，穿着白大褂在坟堆里找东西，手里还攥着个断了的注射器。”她往我跟前凑了凑，消毒水味混着霉味扑过来，“更邪门的是，1945年日本人跑的时候，那医院里的护士没一个活着出来，都说是被活活烧死在药房里的。”
我摸出两百块钱拍在铁桌上。老太太数钱的手顿了顿，老花镜滑到鼻尖：“劝你别去后山。上个月有个搞民俗研究的姑娘进去，出来就疯了，整天抱着输液瓶喊‘该换药了’，手腕上还有圈青紫色的勒痕，像被听诊器缠的。”
白大褂被我翻得兜底朝天，最后在口袋夹层摸到个金属玩意儿——是支断了针头的注射器，玻璃管里还剩半管浑浊的液体，管壁上沾着点棉絮，像老式脱脂棉的纤维。
当晚我做了个梦。梦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背对着我，蹲在焚尸炉前捡东西，火光映得她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成蛇形。我喊她，她慢慢转过身，口罩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双渗着血的眼睛，手里举着注射器：“你的剂量……还没够呢。”
去虎头山后山得先过忘川河。摆渡的是个瘸腿老头，撑船的竹篙上刻着串看不懂的符号，船板缝里塞着好多黄纸，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在翻病历。
找向导花了五天。镇上的人一听“后山医院”四个字，脸都白了。直到第六天清晨，我在渡口老榕树下遇见了陈瞎子。他戴副磨花的墨镜，手里拄着根缠着红布的拐杖，拐杖头雕成听诊器的模样。
我把那半块病历递给他，陈瞎子的手抖了一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往他的窝棚拽。他的窝棚墙上贴满了黄符，每张符上都画着个十字，十字中间点着个红点。墙角摆着个旧药箱，箱子上印着个褪色的红十字，里面躺着几支生锈的注射器，和我捡到的那支一模一样。
“这是我姑妈的东西。”陈瞎子摘下墨镜，眼窝深陷，却像能看见东西似的盯着我，“她当年是那医院的杂役，日本人跑那天，她躲在停尸房的冰柜里，才捡回条命。”他指着药箱，声音发颤，“她说那晚火光大得能照亮忘川河，护士们被绑在手术台上，白大褂全烧黑了，嘴里还喊着‘青霉素过敏’……”
出发前一晚，陈瞎子用朱砂在黄纸上画了个符号，像个十字交叉的注射器。他把符塞进我兜里，又指了指我的手腕：“遇到穿白大褂的，把符缠在手腕上，千万别让她给你打针。”我摸出那支断针注射器，他突然尖叫起来，拐杖把药箱捅翻了，注射器滚了一地，“扔了！那是催命针！当年死的人，胳膊上都有这针的印子！”
进山的路比阴魂谷难走十倍。荆棘丛里缠着好多绷带，白花花的像蛇蜕，腐叶下的泥土踩上去黏糊糊的，像踩在脓水上。陈瞎子走在前面，拐杖敲地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一群群蝙蝠。
晌午时分，山里起了雾。灰蒙蒙的雾气从河面上涌上来，带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能见度不足两米。我跟在陈瞎子身后，突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沙沙，沙沙”，像有人穿着拖鞋在拖地。
回头一看，雾里空荡荡的，只有我的脚印歪歪扭扭地陷在泥里。可那脚步声还在响，仿佛就贴在我后颈上。我拽了拽陈瞎子的衣角，他猛地转过身，拐杖横在胸前，喉咙里发出嗬嗬的警告声。
雾气里突然浮起个银色的东西，就在我身后三米远的地方。那东西长条形，带着刻度，像是支体温计，而且……它是悬空的，水银柱正一点点往上涨，红色的刻度线爬到了42c，还在往上爬。
陈瞎子突然跪下来，对着体温计磕了三个头，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撒了些糯米在地上。他拉着我往旁边的陡坡爬，指甲抠进泥土里，速度快得不像个瞎子。
爬到坡顶，他指着山下的雾，又指了指太阳的方向，含糊地说：“日头落山前，必须找到医院的手术室，不然……会被拉去灌肠。”我低头看了看表，三点零五分，表针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倒着走，滴答声在来苏水味里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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