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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霓裳羽衣曲
第四十八章
元和新政
第一节：少年天子志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李纯在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的拥立下，于宣政殿即位。这位时年二十八岁的新君，与他那位因风疾而被迫退位的父亲顺宗截然不同。他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眉宇间凝聚着一股锐意进取的英气，更承载着洗刷自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屈辱、重现中央权威的强烈渴望。
宪宗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在德宗朝藩镇连兵、泾师之变、奉天播迁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祖父德宗从雄心勃勃到猜忌沮丧，最终沉溺于聚敛的转变；他也亲身经历了父亲顺宗那场短暂而失败的“永贞革新”。这些经历，如同一柄重锤，反复敲打着他的心灵，既让他深刻认识到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是帝国的两大痼疾，也让他明白，任何改革都必须建立在稳固的权力和充分的准备之上。
即位之初，宪宗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与老练。他并未急于对拥立他的宦官集团动手，反而对俱文珍、刘光琦等人优容有加，授予高官厚禄，以稳定内廷。同时，他也没有立即延续“永贞革新”的激进政策，而是首先致力于整顿朝纲，树立威信。
他深知，要重振皇权，必须首先掌握人才和财权。他下诏，召回了部分在永贞年间被贬，但确有才干的官员，量才录用，以示朝廷宽宏。同时，他尤为注重宰相的选任。他罢免了在永贞年间依附二王或态度暧昧的旧相，擢升了一批资历深厚、处事干练且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的官员进入中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便是杜黄裳。
杜黄裳，字遵素，京兆万年人，出身名门，性格刚正，富有谋略。宪宗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对其言听计从，视为股肱。一次，宪宗与杜黄裳论及开元、天宝年间治乱得失，感慨道：“太宗之创业如此艰难，玄宗之承平如此富盛，其间治乱，朕欲知其所由。”
杜黄裳抓住机会，恳切进言：“陛下春秋鼎盛，宜深以国事为念，鉴古知今，则天下幸甚。自古帝王，难于初政。若人主能以身作则，忧勤惕厉，则天下不令而从。夫帝王之务，在于修己任贤，操执纲领，而委务于下。若夫簿书狱讼，百吏之事，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所务非其道也。”
他进一步指出，人主之要，在于“推诚任能，信赏必罚”，“选将帅以持兵柄，宰相以总纲纪”。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宪宗，为他日后抑制藩镇、总揽朝纲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节：西川烽烟起
就在宪宗君臣励精图治，酝酿新政之时，帝国西南的剑南西川，率先点燃了叛乱的烽火。
西川节度使韦皋，镇蜀二十一年，功勋卓着，保境安民，抵御吐蕃，确实有功于朝廷。但长期的经营，也使其威权自专，西川俨然成了独立王国。永贞元年八月韦皋暴卒，其心腹支度副使刘辟不等朝廷任命，便自立为留后，并指使麾下将领联名上表，请求朝廷正式授予他节度使旌节。
这无疑是德宗以来藩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陋习的重演，是对新即位的宪宗权威的公然挑战。
消息传至长安，朝议沸腾。多数大臣认为，蜀地险固，刘辟经营已久，不易征讨。且国家新遭国丧（德宗、顺宗接连去世），新君初立，不宜大动干戈。主张姑息的声音，再次占据上风。
然而，杜黄裳力排众议，他敏锐地指出：“刘辟，一狂妄书生耳，取之如拾芥然！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
杜黄裳的分析，切中要害。他看准了刘辟本身并非宿将，其威望不足以真正服众，西川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他推荐了合适的人选，并提出了“勿置监军”这一关键建议，旨在避免宦官掣肘，保证主将专权。
宪宗内心早已立志削藩，杜黄裳的建言，正合其意。他毅然决然，采纳了杜黄裳之策。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他下诏，拒绝刘辟的请求，任命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往蜀地处理事宜。同时，暗中部署军事行动。
刘辟见朝廷不允其请，索性撕破脸皮，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公然造反。宪宗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立刻罢免袁滋，正式任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统帅，率步骑五千为前锋，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出兵，讨伐刘辟！
第三节：高崇文平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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